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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麦城揭密:刘备为何按兵不救关云长(二)  

2015-03-16 19:50:54|  分类: …文化杂侃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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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备解决的办法是派费诗为使者前往荆州。费诗的那番说词大概是刘备授意的,对关羽采取的是软硬兼施的手段。软的方面,先是好言安慰。以萧何、曹参之于刘邦,比喻关羽之于刘备,而将黄忠诸人喻为陈平、韩信。这种比较既是在宽慰关羽,勿以爵号论亲疏,同时也是在敲打关羽,注意学习萧、曹如何侍奉刘邦,提醒他注意君臣之道。随后又对关羽如此说:“且王与君侯,譬如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意思是刘备和你关羽其实是不分彼此的,祸福与共的,地位平等的,刘备的基业就是你的基业,刘备的天下就是你的天下。在某种程度上,刘备仍然向关羽确认了两人存在的合伙关系。我们注意费诗对关羽的称呼——君侯。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可以享有的称呼。当年赵高如此称呼过李斯,李斯当时官为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当时赵高还是在需要刻意讨好李斯的情况下如此称呼他的。非地位极其崇高和特殊者,不能享有“君侯”的称呼。

  胡萝卜给完了,接下来就是大棒。费诗的态度陡然转向强硬:“我不过是一个奉命而来的使者罢了,你拒绝受封,我回成都去就是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有些担忧你这样做的话,恐怕会给你招来后患。”话语之间,已经带着些许威胁的味道了。

  关羽最终表示屈服,愿意受封为前将军,愿意和黄忠这个老兵同列。但关羽的屈服却不是无条件地屈服,他屈服的前提是刘备也作出了相应地让步,刘备给了他“假节钺”的权力。前后左右四将军中,张飞、马超都只是“假节”,没有“假节钺”的权力。大概是因为关羽的抗议,刘备做了让步,虽然还是让黄忠做了后将军,但连“假节”的权力都没给他。只有关羽一人,拥有着“假节钺”的特权。做皇帝的总不能事事躬亲,所以有时候必须指派专人去替自己代行权力,然而空口无凭,这时候就需要有某些信物作为凭证。“节钺”就是这样的凭证。“节”代表皇帝的身份,凡持节的使臣,就代表着皇帝亲临,象征皇帝与国家,可行使相应的权力。武将“假节”的话,他在战时状态就不必左请示、右汇报,可以直接斩杀自己军中触犯军令的士卒。“钺”就是斧钺,是一种刑具,即“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的“斧钺”。“斧钺”专属君王,偶尔会暂借给人臣,称为“假节钺”。在君王所有的授权方式之中,“假节钺”的规格是极高的。拥有了“假节钺”的权力,不但可以随意斩杀触犯军令的士卒,还可以代替君主出征,并拥有斩杀节将的权力。无疑,“假节钺”的崇高地位部分满足了关羽区别于张、马、黄诸人的愿望。

  但刘备对关羽的这种迁就却又一次为关羽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关羽一获得“假节钺”的特权,就立刻出兵北伐了。

  人们还始终存在这样的误解:关羽发动襄樊战役,事先没有征求成都方面的同意,是擅自行动,是一次鲁莽的行为。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的人,日后终将成为蜀汉集团的内患。

  如此评价关羽,是有失公允的。刘备既然已经让他拥有“假节钺”的权力,那么他发动战争就不算擅自行动,这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如果没有这样自主征伐之权,关羽的命运也许会有所不同。

  五、拒孙权

  史书记载,关羽镇守荆州期间,孙权曾“遣使为子索羽女”,欲与关羽联姻,结成儿女亲家,但是关羽却粗暴地表示了拒绝,非但如此,还“辱骂其使”,侮辱孙权。这使孙权极为愤怒。

  在传统史家看来,拒婚孙权这件事也是关羽罪有应得的一条理由。联吴抗魏是蜀汉

  的一项基本国策,是诸葛亮早在《隆中对》里就提出来的,关羽不但不认真地执行,反而刻意破坏。他的破坏行为成了孙权下定决心袭取荆州的动力之一。显然,这又是对关羽的一场误解。联吴抗魏的外交政策正式稳固下来并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其实是刘备死后诸葛亮执政期间的成果。虽然早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就提出了这一观点,但刘备在世期间却从来都没有认真地去实践过。非但如此,在此期间,孙刘两家相互之间还摩擦不断,建安二十年双方甚至发生了争夺南三郡(长沙、零陵、桂阳)的武装冲突。关羽拒婚算不上是在破坏孙刘联盟。

  再者,应该说,关羽拒婚非但不是昏庸之举,相反,正是其明智之处。孙权如果想改善与刘备集团的关系,他就应该去找刘备联姻,把孙夫人给刘备送回去,而不是去找关羽。“人臣无外交”,关羽镇守一方,正处在瓜田李下的嫌疑之地,什么事不做人家都会怀疑他搞独立王国,何况是越过集团领袖去和别的实力集团联姻。为防止刘备疑忌自己,关羽理应拒绝这次联姻。更何况刘备在处理与江东集团的关系的时候总是时阴时阳,阴晴不定,没个准数。即使刘备不疑忌自己,这种联姻也是不恰当的。

  孙权方面,不能排除这次联姻是个阴谋。这种阴谋孙权以前就使过,他给刘备送去了孙夫人这个浑身是刺的大头佛。倘使关羽同意联姻,对孙权而言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方面可以离间关羽和刘备之间的关系,破坏他们之间的信任感;另一方面,夺取荆州始终被江东集团视为自保立足的必要条件,联姻可以麻痹关羽,为夺取荆州创造机会。关羽不同意,孙权也没有任何损失,还可以将制造隙端的责任推给关羽。

六、刘封之死和孟达之叛

  重新解读了一些关羽的轶事之后,我们换个角度再来看看刘备在关羽覆败之前的一些反常的举动。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称完汉中王,返回成都之际,欲得一重将镇守汉川,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人应该是张飞,张飞自己也如此认为。然而刘备却出人意料地用了时为牙门将军的魏延。用魏延这么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小将,造成了“一军皆惊”的震动。刘备为什么不用张飞?是因为张飞能力不够吗?是因为魏延比张飞能力更强吗?显然不是。张飞据水断桥,喝退五千曹军,足见其勇;释降严颜,足见其义;宕渠之战,大败曹魏名将张郃,足见其智。如此能力,镇守汉川足矣。是因为张飞另有他用吗?也不是。从汉中回来之后,张飞长年无事可干,被闲置了起来。

  刘备实际上另有考虑。称王之后,中央集权成了首要之务,但是关羽镇守荆州,已经对这种集权构成了障碍。有了一个关羽,刘备不希望再出现一个张飞。魏延的身份和张飞有所不同。张飞与刘备之间存在着与关羽相同的合伙人关系,而魏延却是刘备个人的“部曲将”。所谓“部曲”,实际上就是私人武装,也就是说,魏延是刘备的家将。弃张飞而用魏延只是刘备玩弄权术的一个小插曲,但也足以让我们窥视到他的用心。汉中之战结束后,孟达由秭归北上进攻房陵。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处于襄阳以西,汉中以东,是汉中与荆州之间联系的必经通道,因三郡位于汉中南面,故通常称之为“东三郡”。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跨有荆益”的构想中的“跨”的位置,据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的观点,其实不是三峡,而是东三郡。夺取东三郡,也就打通了荆州与汉中之间的交通。孟达攻下房陵之后,兵锋转向上庸。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怪事:刘备命令养子刘封从汉中顺沔水而下统领孟达之军,剥夺了孟达独立指挥部队的权力。史书的解释是“阴恐达难独任”,害怕孟达会有异心。这个解释相当牵强。

  第一,东三郡的战略地位虽然重要,“西达梁、洋,东走襄、邓,北连宛、邓之郊,南有巴、峡之蔽”,但其自然、社会条件却极其恶劣。其地四塞险固,地形复杂,民众开化程度极低,经济文化极其落后,想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搞什么独立王国,真是愚蠢至极。

  第二,孟达的异心不是自立一方,就只能做叛徒投靠他国。但是,当时刘备集团正节节胜利,形势一片大好,孟达没理由在公司蓬勃上升之际跳槽。汉中之战于建安二十四年五月结束,七月,关羽就演了一出水淹七军、生擒庞德的好戏。刘封下统孟达之军的时间正在此前后,正是关羽围困襄樊,屡屡向东三郡兵团求援之时。刘备在关羽最需要援助的时候让刘封取代孟达领导东三郡兵团,而刘封随后就拒绝了关羽请求援军的要求,致使其无力迅速扩大战果。二者之间的这种联系,绝非偶然。

  实际上,刘封下统东三郡兵团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防孟达有什么异心,而是禀承了刘备的密旨:控制住东三郡兵团,不援助襄樊之战。刘备之所以要这么做,原因很简单,他不愿意关羽在襄樊之战中进一步扩大战果,不愿意关羽的个人声望进一步提升。关羽取得的战果越大,刘备就越是提心吊胆。这种秘密用心后来被孟达捅了出来。关羽覆亡7个月后,孟达降魏,官方史书后来总结其背叛的理由有两条:一是罹罪,害怕刘备追究自己不救关羽致其覆败的责任;二是愤于刘封对自己的侵凌,没办法在刘封手下继续当差。这两条理由不错,但都过于表面。

  孟达投魏之时,曾向刘备上过一道表章,陈述自己投魏的理由。这道表章通常被称为《孟达辞先主表》。表章中有些话相当耐人寻味:“昔申生至孝见疑于亲,子胥至忠见诛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乐毅破齐而遭谗侫,臣每读书,未尝不慷慨流涕,而亲当其事,益以伤绝。”孟达历数古往今来忠臣孝子们没有好下场的例子,最后说自己如今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那么,他究竟遭遇了什么样的具体事件呢?我们接着听他说:“何者?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一还。惟臣寻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复乞身,自放于外。”

  孟达降魏和关羽的覆败有关,这是公认的,关键是有何关系。孟达称自己由秭归北上攻打东三郡是一次“自致”行为,意味着这次行动不是奉刘备之命。相反,秭归乃关羽荆州所辖,孟达攻打东三郡和关羽必有联系,甚至有可能是奉了关羽之命。孟达称自己“亲当”申生、伍子胥、蒙恬、乐毅之事,是说自己是被冤枉的。如果拒绝救援关羽是孟达自己的意思,那么他对荆州的覆败就确实负有责任,就不应该在这里喊冤。一种解释是:不救援关羽并非孟达之意,但现在他却要为此承担责任,所以他觉得很冤很屈。孟达很聪明,他的背叛恰逢其时。刘封是刘备的养子,刘备如果动了恻隐之心,不去追究刘封,那么遭殃的就只是自己。如果他不背叛,就极有可能被当做控制东三郡不发兵救援荆州的主谋,成为一只替罪羊而遭到“清算”。孟达是扶风人,客寓益州,在益州本土没有多少社会关系和影响力,这种身份将使刘备烹调起自己来毫无迟疑。更何况,孟达的好友兼老乡,唯一能在刘备面前替自己说上话的法正又正好在几个月前去世了。孤立无援的境况之中,除了投靠他国,孟达没有更好的出路。

诸葛亮是清楚孟达背叛内幕的。许多年后,有一个蜀国降人跑去跟孟达说:“你叛降魏国之后,诸葛亮对你切齿痛恨,欲尽诛你的妻儿子女。”孟达回答道:“诸葛亮见顾有本末,终不尔也。”意思是:诸葛亮清楚当年之事的前后因果,知道事情的“本末”,知道我是个“末”,而不是“本”,他不会干你说的那种事情。相对的,孟达投魏之后,刘封的地位就变得危险了。关羽军团的覆败在刘备集团内部造成了巨大的震荡,必须有一个人出来为此负责。本来内定的替罪羊是孟达,但孟达见机较快,溜掉了。孟达降魏又进一步加剧了集团内部的动荡,寻找一个替罪羊更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无论是刘备还是诸葛亮,他们的目光都锁定在了硕果仅存的“当事人”刘封身上。

  刘封此人刚猛有余,政治头脑却很缺乏,完全意识不到危机的迫近。孟达从魏国来信劝他降魏避祸,并警告他“(在远)尚可假息一时”,若是“失据而还”,必遭杀身之祸,但刘封仍然没有醒悟。建安二十六年,刘封兵败东三郡,撤回成都后马上被杀。

  刘封有三条必死的理由:

  第一,他必须为荆州覆败担当替罪羊;

  第二,他必须为孟达降魏承担责任;

  第三,这一点是诸葛亮提出来的:趁此机会,一劳永逸地解决掉这个“恐易世之后难以制御”,潜在威胁着刘禅统治的大麻烦。

  七、廖立的“诽谤”

  廖立这个人,诸葛亮曾将他和庞统相提并论,认为他是“楚之良才,当赞兴世业者也”,廖立也自许为“宜为诸葛亮之二”。但刘备死后,其职位却反而更游散在李严等人之下,这使他心情郁闷至极,所以经常是牢骚满腹。有一次他发了这么一场牢骚:“昔先帝不取汉中,

  走与吴人争南三郡,卒以三郡与吴人,徒劳役更士,无益而还。既亡汉中,使夏侯渊、张邰深入于巴,几丧一州。后至汉中使关侯身死无孑遗,上庸覆败,徒失一方。”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襄樊战役期间,廖立时任刘备的“侍中”。所谓“侍中”,实际上就是贴身秘书兼高级顾问。所以,刘备对于襄樊战役的态度以及做了什么小动作,廖立应该是极为清楚的。他认为“关侯身死无孑遗,上庸覆败”之事,刘备应负主要责任,这个观点值得重视。

  刘备弃张飞而用魏延镇守汉中,弃孟达而用刘封统领东三郡,都是用自己的心腹取代关羽的心腹——张飞对关羽“兄事之”,而孟达则受关羽管辖。廖立这个贴身秘书兼高级顾问很可能相当了解这种人事安排与调动背后的深意,他对刘备的“诽谤”也许并非无因。

  八、小结

  建安二十四年冬发生的荆州覆败事件,不是由某一因素单独造就的,而是多种合力的结果。

  关羽方面,他选择发动襄樊战役的时机是不合适的。就内部条件而言,刘备刚刚结束汉中之战,部队急需休整,暂时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役,也就是说,暂时无力在西面开辟第二战线,以减轻荆州方面的重压;就外部条件而言,刘备集团与江东集团之间始终没有形成稳固的同盟关系,孙权对荆州一直虎视耽耽。这一点关羽也极为清楚,他发动襄樊之战时,在战场后方的江陵、公安等军事重镇留下了重兵防守。但这也导致了前线兵力的不足,关羽不得不向东三郡求援。

  刘备方面,如何解决自己和关羽之间尴尬的不清不楚的关系,如何让这种关系由合伙人转向君臣,如何防止荆州尾大不掉难以驾驭,是比北伐中原更加迫在眉睫的事情。为此,他使用了许多隐蔽的手段,封拜前后左右四将军就是这手段中的一种;让潘濬“留典(荆)州事”,又留下自己的大舅子糜芳、亲信士仁(注:“傅士仁”这个名字实在是个误解,其人应该姓士名仁,无“傅”字。考证过程略)在荆州为将,也是手段之一;后来用刘封代替孟达统领东三郡,更是为了限制关羽势力坐大——刘备不希望关羽在水淹七军之后,再扩大战果……

  在江东方面,从张纮的《江都对》到鲁肃的《吴中对》,“荆扬合一”,建立起一条完整的长江防线,始终被认为是江东集团的立国之本,是生存的前提。无论关羽是否拒婚,也无论孙刘两家如何开展外交,江东集团不得到荆州,双方之间的同盟关系就永远稳定不下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只要关羽镇守荆州一天,他就必须面对来自江东的威胁和压力。

  就诸葛亮而言,他在荆州覆败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微乎其微的,指责他一味地沉默、玩忽职守并不公平。殊不知,诸葛亮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类似于萧何之于刘邦集团,他是一个好的管家,是一个优秀的“贤内助”,却不是张良那般的军师,倒是法正的角色更接近于刘备的军师。法正此时还活着(他死于荆州覆败之后,孟达叛变之前)。法正尚且无一言以谏刘备,何况诸葛亮?诸葛亮清楚刘备抑制关羽军团的想法,他大致上也赞同刘备这么干,但他的作用也仅此而已:赞同与辅助。在解决关羽的身份(是合伙人还是臣属)问题中,刘备唱主角,诸葛亮只能敲敲边鼓。

但也需要注意:不能就此认定刘备是在借刀杀人除掉关羽。刘备确实觉得关羽是个问题、是个麻烦,但他还不至于采取弃荆州、杀关羽这种方式解决问题。这种方式倒也不能说完全不可取、不划算,荆州毕竟已经是块鸡肋。重要的是刘备根本就没有采取这种方式的想法,即使有这种想法,其可行性也相当低。这是因为要最后达到弃荆州以杀关羽的目的,有许多随机因素是刘备无法控制的。如汉江的大洪水淹掉于禁七军,这纯属意外;如糜芳、士仁的献城投敌,这也并非刘备的指示;如吕蒙白衣渡江,神不知鬼不觉地袭取江陵、公安,这也不是刘备能预料的。这些随机性因素只要有一件没有发生或发生转向,最后的结局就会是天壤之别。刘备不支援襄樊之战,仅仅是希望能够阻止关羽扩大战果,并不希望他全军崩溃,荆州易手。后来形势的变化之快,完全超出了刘备意料之外。谁也没有想到,江东军队会不费一枪一弹袭取关羽的大后方。

  不过话又说回来,襄樊之战始于建安二十三年,其时规模很小,只是支援刘备与曹操直接对决的汉中之战的一场牵制战。这场战争本应随汉中之战的结束而偃旗息鼓,但刘备进位汉中王之后,赐给了关羽“假节钺”的特权。假设没有这种特权,好大喜功的关羽便不会将襄樊之战迅速扩大成一场震动华夏的大战役,而很可能会作为一场已经完成了使命的牵制战而渐渐趋于平息。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阴差阳错,所谓的蝴蝶效应,所谓的一粒黄豆击沉一艘军舰的传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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